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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改革开放的论文2000字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11-06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一、三起三落的经历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二、40年的进程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通过改革，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种“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3]（P797-798）这种变更最先在分配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社会舆论异口同声，要求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对于亿万农民兄弟来说，他们更是吃够了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苦头。他们深切感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他们最为喜欢的生产经营方式。但是，这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这也说明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非改旗易帜。一旦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了剩余，他们要通过“卖”加以处理。在当时城市副食品供应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必然有人来“买”，这样就必然形成“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的总和叫市场。既然如此，工业品和劳务也必须具有商品性质。这样一来，改革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农村，必然要发展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在农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力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了这个转轨，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凸显：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革命。 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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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C].***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4-105.
第二篇: 改革开放的论文2000字
摘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35年来，在改革开放引领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到多方面的既得利益，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开放。
关键词：改革开放;考验;决心
改革开放考验是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引导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与进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截止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成就，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改革开放带来的现实考验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给党的建设带来巨大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未曾遇到的新情况，党员队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冲击着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选择多样;就业方式多样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多样化，促进人们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增强;物质利益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群众自主性增强，对党依赖减弱。具体言之，
(1)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已由过去的比较单一向多元复杂转变。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地方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中等收入陷阱亟待规避，社会不良心理和倾向令人担忧……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
(2)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的调整。人们的社会心理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预期较低向对改革发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转变，就业、教育等问题成为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关注的焦点，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难度加大。如何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而且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基础的稳固。
(3)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趋增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同时，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新思想和与此不相适应的各种思想观念并存;一些“非主流”的思想意识阻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步伐;西方国家鼓吹的“民主化”、“自由化”仍有市场。因此，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解决问题的难点和焦点。
三、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到多方面的既得利益，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开放。党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结束不久，就来到广东，接连视察了深圳、珠海、广州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重温改革开放之路，***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宣示了我们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1]报告文件起草组：《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
[2]顾亚奇：《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信出版社，2008.
第三篇: 改革开放的论文2000字
摘要：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4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当年的那场实践标准思想解放大讨论是分不开的。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只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有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期，时代进步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
关键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
三十五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紧密相联，息息相关。
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进程雄辩地证明：旗帜、制度和道路决定大国兴衰。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描绘了了一幅大国崛起的历史画卷。
1、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至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上升到51.93万亿元，平均年增长9.8%，2012年是1978年的142.5倍。
2、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1978年到2012年之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家财政收入1978年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132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17210亿元，2012年是1978年的103.5倍。进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8667.6亿美元，2012年是1978年的187.3倍，超过美国(38628.5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12年底余额达到了3.31万亿美元，2012年是1978年的19820倍。
3、改革开放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35年来，我国迅速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使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了2012年的10%。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为2.5亿，2012年减少到1.28亿，贫困人口比原来减少了49%。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9元人民币，而到了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8354元，是1978年的101倍。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9平方米，如今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米。1978年私人轿车等于零，如今，私人轿车达到了5308万辆，大约有1.7亿多人拥有机动车驾驶证。197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8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人口预期寿命数据，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我们不难看出，解放思想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创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就不可能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就不可能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推进，都是解放思想为其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中逐步明晰、发展前进的。
二、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
思想解放好比是改革开放的“总阀门”。打开这个“总阀门”，思想创造的源泉才会喷薄奔涌，改革开放才具有了原动力，各项事业才会在无限的空间中涌动起来，各项工作也才注入了生命力与创造力。
1、从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轨，激发了亿万群众的创造活力，打开了财富涌流的火山闸门。改革开放三十四年来，民营经济一枝独秀，一路凯歌，提供了越来越不能忽视的就业岗位和社会财富，为国营经济发展和正在进行的转调起到了良好的互动作用，毫无疑问，市场的发育是思想解放的硕果。
2、放眼未来，农村改革发展仍然是中华民族复兴巨轮的“压舱石”。纵向来看，伴随着三十五年改革开放进程，体制创新推动着农村的面貌有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和激情。但是，勿庸讳言，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这个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农民群体，要想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尚需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发智慧，再造辉煌。
3、有效参与国际分工，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基于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准确理解，我们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难得机遇，搭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末班快车，创造了令世人嫉妒的“黄色”奇迹。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大解放，今天的局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4、渐进式改革的路子，让我们划过了激流，走出了险滩，民族复兴之船扬帆起航。北方邻居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至今让这个民族没有缓过劲来，改革之痛不可谓不深。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睿智，使我们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先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开始，然后深入存量改革，从而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着陆”。渐进式改革的智慧选择，同样需要打破陈规、条条、框框束缚的思想创新。
三十五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思想解放的深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展，改革开放的需求又给思想解放提供了新的空间，思想解放在改革开放的最新成果中得到了认可与激励，改革开放在新的思想解放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民富国强、民族振兴。无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认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也会化作海市蜃楼。
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实践是变化无穷且不断发展的，这就决定了解放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方能适应新的局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证明：实践的大发展无不伴随着思想的大解放，思想的大解放又每每促成了实践的大发展，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新任务，要想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续恢弘乐章，我们必须强化五种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
1、要破“旧”，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旧”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拘泥于旧思维、旧模式、旧方法，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新形势，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因此，只有破除过去那种对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固有认识，破除那种根深蒂固的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破除对外国经验和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新观念、新意识、新方法、新途径，也才会懂得改革开放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恰恰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须的。
2、要破“满”，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满”即固步自封，小成即满。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小农意识、封建传统的典型表现，是改革开放的大敌。因此，必须从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自然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全国范围内、世界范围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真正做到居安思危、戒骄戒躁、思想上永不自满、永不僵化，发展上永不懈怠、永不停滞、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增创率先优势。
3、破“浮”，进一步强化实干意识。“浮”即工作漂浮，不抓落实。表现为思想浮躁，工作漂浮，不深入群众，精力不集中，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浮”是做好工作的大敌。必须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实干意识。各级干部要转变作风，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生活的第一线，把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确保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4、破“难”，进一步强化进取意识。“难”即畏难发愁，思想困惑。面对困难和问题，有的同志精神不振，意志消沉，畏首畏尾，怨天尤人。必须破除这种思想情绪，全力提升开拓创新的思想，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强化竞争意识、机遇意识，正视困难，增强信心;分析困难，寻求办法;克服困难，迎难而上，在不断拼搏中开创新局面。
5、破“小”，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小”就是思想狭隘、目光短浅。表现为小农经济、小农耕作方式，小家意识，引伸而来的就是“小而全”，小富即安，小进即止等。其实质是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存留和影响，其最大特征是封闭，追求自成体系，自成王国。比如有的单位和个人本位主义严重，没有全局观念，为了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不惜影响和损害大局利益;有的封闭排外，对外来投资者不讲诚信，对承诺不兑现;有的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必须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强化全局意识、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和包容意识，强化政府和部门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百花争艳，万物勃发”的大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充分利用他方资金、资源和人才，大胆地“借鸡生蛋”、“借风行船”，利用开放带来的一切机遇，促进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总之，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新理念，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维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破除那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确立优化发展的新思路，从传统的、过时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中跳出来，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加快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由经济增长向社会发展转型，走出一条优化发展的路子;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在当前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瓶颈压力的情况下，各级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自觉克服发展上的“短视”、“弱视”，克服工作中的急功近利，敢于冲破“GDP”的束缚，敢于舍得数量、舍得速度、舍得名次、敢于抛弃一时的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敢于承担一些压力和误解，敢于做一些惠及长远、惠及民生、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实事，努力追求经济社会更持久、更长远、更健康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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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国情与科学发展观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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